时间:
网站访问量: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获取 Adobe Flash Player

当前位置: 首页 > 审务公开 > 法学园地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作者:李才坤  发布时间:2009-11-25 16:59:41 打印 字号: | |

 

摘要: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由于立法太过于简略,导致刑事诉讼实践中出现了辩护律师阅卷难、庭审流于形式、诉讼效益不高等弊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本文在借鉴外国立法与实务经验及联系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以分析批判的方式,在刑事证据展示的主体、责任、范围、时间、地点、方式、及其保障机制等方面,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就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刑事诉讼制度;证据展示;完善

 

 

证据展示(Discovery),是英美法系国家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因为其对于保证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益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重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逐步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证据展示制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引入了英美法对抗制的庭审方式,但对与之相配套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规定得十分的简略,导致实践中出现了辩护律师阅卷难、庭审流于形式、诉讼效益不高等弊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共同课题。

一、刑事证据展示的主体

对于此一问题,我国学界争议较多。首先,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主体是控、辩两方还是控、辩、审三方,存在争议;其次,具体而言,控方是公诉人还是案件承办检察官或主诉检察官,辩方是辩护律师还是辩护人,审判方是庭审法官还是非庭审法官,也有争论;另外,被告人在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中又处于何种地位;等等问题,均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

 ()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主体应是控、辩、审三方。理由是:

 1、刑事证据展示是一种诉讼制度,一种程序,那么作为这一制度的主体应是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而“主体”总是意味着某种自主性、自觉性、自为性、自律性,某种主导的、主动的地位。这“四自二主性”在法律、法律关系中突出地体现为权利主体性。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首先看他()们是不是权利的主体。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法院在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中均享有广泛的权利,并在这一程序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法院在现行的证据展示制度中没有外国同行那么大的权利,但它在这一程序中仍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将检察机关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交辩护人查阅,对控辩双方在庭审中以对方出示的证据在庭前未经展示为由而要求休庭对有关证据进行准备时,有权决定是否休庭让异议方作准备,等等。因此,从法律关系理论来说,法院是刑事证据展示法律关系的主体。

2、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的规定,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455条,法院在收集、调取证据后应向检察人员和辩护人予以展示。

3、没有法院法官参加的证据展示,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一方面,从现代刑事证据展示的理论基础来看,检察机关和辩护人是地位平等的双方当事人,同时双方又具有天然的对抗性,一旦双方对证据展示的各种具体问题发生争议,则由控辩双方的任一方来裁决纷争对对方都是不公平的,因而必须由中立者——法官来裁决;另一方面,控、辩双方在庭前展示证据之后,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仍然必须拿到法庭上来,因为法官此前并没有看到、认可这些证据,案件最终是由法官来裁断的,不是控辩双方达成一致就可以断案,让双方展示证据的目的是减少、消除庭审中的证据突袭,但仍必须让庭前法官对这些展示的证据予以确认,并最终让庭审法官根据庭审证据的情况来达到内心确信,形成最后裁判结论。

(二)控、辩、审三方的界定。

1、控方的界定:笔者认为,控方是指检察官,而并非仅是出庭的公诉人或主诉检察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诉人是指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即,在提起公诉之前的检察官并不能称之为公诉人。而从我国现行的刑事证据展示规定来看,控方的证据展示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的。在学者们设计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中,证据展示的开始时间也一般都是从审查起诉之日起,此一阶段的检察官并不能称之为公诉人。认为控方是主诉检察官的观点则是没有考虑到,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非主诉检察官承办案件的情况,若按此观点,证据展示时除了承办检察官外,主诉检察官也必须参加,如此,则显然是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是没有顾及效益原则的。因此,笔者认为控方应界定为案件的承办检察官,具体包括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理阶段的承办检察官。

2、辩方的界定。笔者认为,辩方应当是指辩护人,包括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学界有种观点认为,证据展示的辩方应限定为辩护律师,理由主要是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能够保证其在证据展示以后不会进行串供、串证等妨害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理由不能成立,辩方的范围应包括辩护律师和其它辩护人,理由是:第一、前述观点无疑主观地认为其它辩护人会进行串供、串证等妨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对其它辩护人是不公正的。在我国,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辩护职能的同时包括辩护律师和其它辩护人,虽然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不尽一致,但其参与诉讼的地位和职能是平等的,只不过在实施某些诉讼行为时有些限制条件罢了。第二、实践中,涉嫌伪证、妨害司法的往往是辩护律师而不是“其它辩护人”,如引起全国司法界震动的张健中律师伪证案。据不完全统计,自新刑法第306条规定伪证罪以来,全国已有150名律师因涉嫌此罪而被批捕。与之相反,很少有“其他辩护人”涉嫌此罪。因此,以“其他辩护人”会妨害诉讼为由禁止其参加证据展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第三、在当前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较低的情况下,如果再将其它辩护人排除在证据展示程序之外,则对提高我国刑事诉讼的整体效益是不利的,也不利于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

3、审方的界定。笔者认为,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审方主体应是立案法官(或称为庭前法官),不应是合议庭的庭审法官。有学者认为,审方应是主审法官,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实践部门中持此观点的也不少。笔者认为,庭审法官主持刑事证据展示,固然可以有利于法官熟悉案情,尽早掌握双方争议焦点,待正式庭审时可以突出重点,加快节奏,为庭审的顺利进行打下基础,但我们更应注意到,庭前的证据展示是在被告人没有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合议庭主审法官参与证据展示,则极易先入为主,形成庭前预断,不利于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我们不能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益的需求。况且,由立案法官主持证据展示不见得会加剧司法资源紧张的矛盾,因为案件多是相对的,每位法官在处理案件中,要承担除庭审之外的许多繁琐的工作,当这些工作由立案法官承担后,庭审法官的工作就只是“坐堂问案”,并且证据展示能为庭审的简约、有序提供一定的帮助,个案的工作量自然下降了,办案的效率也就提高了。

4、被告人在刑事证据展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证据展示的主体,如果被告人请求控方展示相关证据,则被告人应控方的请求,也应当将其意图在审判中出示的证据向控方予以展示。我国也有学者认为,被告人是证据展示的主体之一。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宜将被告人界定为刑事证据展示的主体。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虽然被告人享有申请新证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要依靠其他职能机关或他人才能实现的,被告人本人并没有直接调查取证的权利,并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被告人在诉讼中均是处于人身自由受限制甚至是被羁押的状态之中,其参加证据展示程序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应当同时看到,如果被告人对控方的证据不知悉,则尽管控、辩双方已经进行了证据展示,但在庭审中,被告人仍有可能对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提出自己的异议,并可能由此导致庭审的混乱和诉讼的延误。因此,笔者主张,在证据展示过程中,辩方从控方获悉的全部证据材料和信息在庭前应向被告人予以告知出示,并听取被告人的意见,并应当将被告人的意见客观、完整地记录到证据展示笔录中去。如此,既保障了被告人的知情权,又兼顾了刑事诉讼的效益。

二、刑事证据展示的责任

我国现行证据展示制度下,只有控方向辩方展示证据材料的责任。从刑事证据展示的理论和多数国家的立法例来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应当规定控辩双方均负有向对方展示己方证据的责任,即应当规定双向展示。

明确双向展示责任的同时,必须澄清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有观点认为,双向展示即是对等展示,是控辩双方的全面展示。双向展示是一种实质上平等的展示,但并非是对等展示,而应是不对等展示。这主要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所决定的。检察机关是国家司法机关,其利用国家资源和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有理由向社会包括辩方予以公开;同时,检察机关在担负公诉职能的同时又负有保证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的法律监督职能,法律规定检察官应当全面收集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证据,保证案件的实体公正。因此,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能决定了控方应当向辩方展示其全部证据材料,可以认为控方负有证据展示的主要责任。而按照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从律师的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来说,辩护律师对于其获取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是不应向控方展示的,这也是符合证据展示法理的。因此,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其应向控方展示的证据是有限的,其负有证据展示的次要责任。

三、刑事证据展示的范围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中,对所展示的证据材料的范围,可作如下原则规定:

控方的展示范围: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获得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所有证据材料,包括有利或不利于被告人、检察官准备或不准备在庭审中出示使用的全部证据材料,都应当向辩方予以展示。

辩方的展示范围:凡是辩方在庭前收集、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都应当向控方予以展示,包括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如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属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的证据材料,以及被告人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如自首、立功等的证据,都应向控方展示。

在此,有几个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讨论:

(一)关于控方不准备使用的材料的展示问题。所谓控方不准备使用的材料,也被称为未使用材料,是指控方已经收集但没有作为指控被告人证据提出的材料。例如,在犯罪现场收集的与任何犯罪嫌疑人都不相符的指纹,对出现在犯罪现场但声称没有目睹罪犯的人进行的询问,等等。实践中,检察机关有一种被称为“检察内卷”的卷宗,其内容一般包括检察机关办案的内部批示,以及一些被检察官认为是无用而不准备使用的材料。这些无用的材料是不在移送之列的,而且通常情况下,辩方和法官都是无法知悉其内容的。尽管这些材料通常价值甚微,但随着未使用材料中包含重要证据的案件增多,展示未使用材料的重要意义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克斯科(Kiszko)在1976年被判谋杀一名女孩,指控这名有十二年精神病史的被告人的主要证据是他的有罪供述(但他在法庭上否认了该供述)。直到1991年,发现了警察保存的一项证据——那名女孩粘有精液的内衣上含有精子,才撤消了对他的指控。该证据证明克斯科不可能是杀人犯,因为当时他正患有生理疾病,不可能产生精子。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未使用材料也应纳入控方的展示范围,具体操作是:控方将这些不准备在庭审中使用的未使用材料列出目录,在初次展示时供辩方查阅,辩方有要求控方对这些未使用材料作进一步展示的权利。

(二)在证据展示范围上应否允许控、辩双方设立例外规则。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均普遍设立了例外规则。如:英国刑事诉讼中,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指导规则,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敏感性材料”,如涉及警方情报人员、关系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暴露特殊搜索手段的材料,不予展示,即所谓“公共利益豁免”,但这种情况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而美国则在其《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的第16条分别规定了控方和辩方“不属于透露范围的资讯”,如各自的工作成果(有关的报告、备忘录等)、证人的陈述等。我国学界有的认为应设立例外规则;有的认为不宜设立例外规则,担心控辩双方以此为借口,将关键证据不展示,使证据展示制度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对于控方来说,其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使用的证据,因为这类证据迟早要在法庭上公开,即使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不可能不让辩护人参加法庭审理和质证,故对这些控方证据不应当设立例外规则。但对于控方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某些证据可以参照英国的“公共利益豁免”原则设立例外规则。但这一规则应当对可以适用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应当允许辩方申请法院对控方此一例外规则的适用进行审查,以防止该规则被滥用。笔者认为,可以明确规定在下述情况下控方可以适用例外规则:涉及国家重大机密的证据、有关卧底警察身份的证据、特殊侦查、搜索手段的证据等,不向辩方展示。这是因为,在这些特定的情况下,不能为了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对于辩方来说,考虑到辩护人职业道德的要求以及维护被告人根本利益的需要,对于辩护人收集的对被告人不利的、且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使用的证据和其它相关信息,即使控方提出展示的要求,也应当允许辩方不予展示。

(三)证人的庭前陈述应否展示。对于此问题,各国的立法不尽一致。在证据展示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联邦和州的规定也不一样。《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a)(2)和(b)(2)中均规定,控辩双方的证人或预期的证人的庭前陈述,除特殊情况外,属禁止庭前展示之列。各州的情况则不一样:12个州规定控方有权得到所有辩方证人的陈述,其中3个州规定,在被告方请求检察官证据展示的情况下,控诉方有权得到这些陈述;一些州要求被告人总结辩方证人的证言,另外一些州规定,辩方要向检察官提供他们获取的控方证人的陈述。立法上的不一致反映了理论上的不统一。在我国,对此一问题的看法更是不一致,著名刑诉法学家陈光中教授指出:“……考虑到控辩平等,我认为也应当展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实际上地位是不平等的,辩方的展示应是有条件的,特别是要保证辩方的证人不受到干扰,在实践中,控方往往强迫证人改变证言,甚至采取强制措施。因此,应当规定展示证据后,检察、公安就没有权力接触证人,更要禁止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对等展示”。

专家的意见确有道理,从完善我国这一制度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控辩双方应当展示己方证人的庭前陈述。第一,是诉讼公正的需要。实践经验表明,证据展示不足,不利于司法公正。控辩双方展示己方证人的庭前陈述,就减少了诉讼的竞技因素,可以更为彻底地防止审判中的证据突袭,有利于发现真实。第二,以控方会以各种手段改变证言的说法来否定庭前陈述的展示是不公正的。实践中,控方以强制手段来改变证言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同时也存在控方向辩方展示证人证言后而发生控方证人被收买、拒绝作证、遭威胁甚至杀害的危险。即是说,展示证人庭前陈述的风险对控辩双方来讲均是存在的,不能单单归咎于控方而以此为由否定辩方此一展示责任。第三,展示证人的庭前陈述符合世界上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发展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律家协会(ABA)于1994年修订了刑事证据展示准则,其中的一个重要修改就是规定,辩方必须展示其准备传至法庭作证的全部证人的名字、地址和其掌握、控制的这些证人的书面证言。这一准则已为广大司法部门所接受。第四,减少风险的良方不是庭前封锁证人证言,而是应当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应当明确规定,庭前证据展示后,控辩双方未经对方许可或者在场,不得接触对方证人,同时应规定检察官和辩护人在知晓对方证人情况后的保密义务和对泄密者相应的制裁措施。第五,庭前展示证人证言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是实践中,证人不出庭而代之以公诉人当庭宣读其庭前陈述已成为当前刑事诉讼中的一大怪现象。通过展示证人的所有庭前证述,可以明确控辩双方认同的事实和争点之所在,对于控辩双方都不持异议的证人证言,则可以规定其不必出庭作证,当庭宣读其证言即可;而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人证言,则可以由控辩双方申请其出庭作证。这样一方面可以照顾到我国现行证人作证体制下的现实困难,又可以保证关键证人可以出庭作证。

四、刑事证据展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关于证据展示的时间。我国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一阶段论”,即主张证据展示“比较合适的时机应是正式起诉后至人民法院审判前的准备阶段”;第二种是“二阶段论”,主张证据展示分为“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立案后开庭审理前阶段”; 第三种观点是“三阶段论”,认为证据展示可分为“审查起诉之日至法院受理案件之日”、“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至开庭审理之日”、“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之日至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之日”三个阶段。笔者认为,“二阶段论”者无法解决在法院开庭审理过程因发现新的事实而需要就新的事实进行证据展示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一阶段论”者则还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法院受理案件至开庭审理之间这个期限是相当短的一个时段,司法实践中这一时段往往被控制在15天之内(因按刑事诉讼法规定,送达起诉书十天后即可开庭审理),在这段时间内,控辩双方除进行证据展示外,辩方还得找被告人听取其对证据的意见,寻找相关的证人核实有关证据,有时可能因对某些证据是否应在展示之列有争议时,还需提请法院做出裁决,这么多的工作要都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无疑是十分仓促的,也是不利于证据展示充分、有效地进行的。因此,笔者同意将证据展示分三个阶段进行的主张,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

(二)关于证据展示的地点和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针对不同时间,采取在不同的地点和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证据展示。

1、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在检察院,由控辩双方直接展示。在此一阶段,一方面控方的大部分证据、主要证据已经基本收集,另一方面,控辩双方同时又都在收集、补充、完善自己的证据体系。因此,在此一阶段应规定控辩双方将己方已经掌握或控制的全部证据直接展示给对方,供对方查阅、复制、摘录或照相,同时应规定控辩双方对己方在此阶段新收集的证据应及时通知对方,特别是辩方在此一阶段收集到的有关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或其他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应当在尽可能早的时间通知并展示给控方。这样,一方面辩方通过控方证据的查阅、检查,从中获悉对己方有利的证据,同时可以使辩方了解到搜集己方证据的相关线索,使辩方能够有较充足的时间去进行调查取证;另一方面,控方可以在听取辩方的意见后为起诉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通过对辩方提出的不在犯罪现场、不应负刑事责任的证据进行审查,如经查证属实,就可以及时地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终止诉讼程序,避免错诉和无谓地启动审判程序。在此一阶段展示结束时,应当制作证据展示笔录,当案件移送法院起诉时,笔录一并提交给法院。笔录应当载明双方展示证据清单、双方无异议证据清单以及拟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以及由辩护人转述的被告人的意见,由检察官和辩护人签章确认。

2、在法院审理阶段,应当在法院进行证据展示,且应以间接展示为宜。因为此时法院已经正式介入了诉讼,控辩双方对前一阶段尚未来得及展示的证据和此阶段新收集到的证据,均应当通过法院进行间接展示,具体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据副本,供对方随时到法院查阅、摘抄、复制、照相。值得指出的是,此一阶段接受证据、主持证据展示的法官应当是立案法官,庭审法院不应接触这些证据,以避免庭审法官先入为主,形成预断。此一阶段的证据展示应由立案法官制作证据展示笔录,载明相关事项后在开庭前移送庭审法官。

3、第三阶段即在检察院补充侦查、辩护人补充调查后法院重新开庭审理前这一时段内的证据展示,应当参照第二阶段的规定进行,只不过此时应由庭审法官来主持证据展示。同时,作为控辩双方调查取证的补充,法院在审判阶段依职权调取、收集的证据材料,也应当在此阶段,及时地向控辩双方进行展示。

五、刑事证据展示的保障机制

刑事证据展示,“是一个司法操作问题”,是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的,它虽然是以双方的信任和合作为基础,但控辩双方存在立场和利益的冲突也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仅有对控辩双方的诉讼操作要求是不够的,“人性的弱点决定了证据展示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要面对不被遵守乃至被破坏的现实”, 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设立必要的刑事证据展示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以使证据展示制度能得以贯彻执行。

笔者主张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来完善和保障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顺利运行:

(一)对刑事证据展示的司法审查。在刑事证据展示制度较为完善的美国,法官在证据展示问题上享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我国学者将其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审判前证据展示的内容和时间加以限制;(2)对审判过程中的证据展示申请作出适当处理;(3)对违反法定规则或法院展示命令的行为,给予制裁,并给予受害方以适当的救济;(4)责令检察官提交罪状清单。对于法官在证据展示的司法审查权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如有的学者认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可以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是负有透露义务的一方不履行透露义务时,对方可以向法官申请作出裁定,强制其履行透露义务;二是由违反透露义务的一方承担法庭因延期审理而开支的费用;三是法庭有权依职权或申请,裁定对违反透露义务的一方出示的证据不予采纳。另有学者主张,法官在证据展示中的司法审查权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对证据展示本身的司法审查权;另一方面是对证据展示后出现的违法行为的审查、认定和处理权。

笔者认为,赋予法官司法审查权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顺利运作,则在规定法官裁决程序上争议的同时,还必须明确规定法官对于违反证据展示义务者的制裁处罚措施,这种制裁应当能够有效地遏制控辩双方多次或故意地违反证据展示规则、严重忽视证据展示义务等类似行为的发生。从这一角度出发,上述主张中的一些制裁措施显然失之于“宽容”,并不足以防止大量违反证据展示义务行为的发生,实践中也将会导致大量的证据突袭,诉讼延误的情况出现,达不到证据展示制度的本来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对于庭审前未予展示的证据材料在法庭上使用,从而允许延期审理,则不足以防止隐瞒证据、规避法律的行为,必将导致证据展示制度形同虚设。事先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对双方来说并不存在什么难度,对显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不作为,法律应当给予严厉惩戒。”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证据展示中的司法审查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证据展示过程中控辩双方的程序性的争议(如展示的时间、内容、地点等问题),可申请法官进行审查,法官有权做出适当的决定或命令。例如:法律对于控辩双方请求展示的证据应否展示缺乏明确规定的;控辩双方对于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证据应否属于展示的范围发生争议;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享有请求展示权的一方可以向法院提出明确的展示申请,要求法院命令对方展示其申请中列举的证据。法院根据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可以命令对方展示或作出驳回展示申请的命令。

2、对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行为,法院有权区分不同的实际情况,作出如下的处理:(1)对于控辩双方中的一方或双方在庭审中要求出示庭前未经展示的证据时,法庭应征求对方的意见,若对方对当庭展示不持异议(即不能在当庭展示后又以此为由申请延期审理),并且该当庭展示并不足以使对方遭受不公平对待时,法庭可以命令将该证据当庭展示;(2)对于故意违反证据展示规则或严重忽视己方证据展示义务的,或前一种情形中对方对当庭展示提出异议的,法庭有权禁止违反展示义务的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经展示的证据,即排除未经展示的证据进入庭审;(3)对于多次故意违反证据展示义务的,法庭可以将其作为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进行处罚,如经济上的处罚等。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程序和制度。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所指出的,“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助益的社会生活制度,但是,它象其他大多数人定制度一样也存在一些弊端”,“法律的弊端同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铜板的另一面:‘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无疑也是这样。我们在肯定这一制度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该制度的滥用可能对我国刑事诉讼产生的负面影响,并由此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其它制度和程序。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健全我国的庭前审查程序。证据展示制度源于英美法系国家,而英美法系国家在诉讼程序上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审程序分为庭前审查程序(pretrial)和审理(trial)两个阶段。证据展示制度最初的目标就是为审理(trial)作准备,承担着收集、知悉证据,明确争点的使命。只有经过充分、有效的证据展示,才能在审理(trial)中,保证法庭一旦开庭就能在短时间内将案件审理完毕并作出结论,才能鄣显刑事诉讼的效益和公正。而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程序存在许多弊端,特别是立案审查,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第7条,对刑事公诉案件是只登记,不审查,形同虚设。而证据展示制度则要求庭前法官或立案法官在相当程度上介入证据展示,对证据展示争议进行审查并做出必要的裁决,而依现行的庭前审查程序制度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健全我国刑事诉讼庭前审查程序成为必要。

2、健全我国的律师制度特别是律师援助制度。一方面,证据展示要求辩护律师具有高度的诚实信用,否则易发生串供、串证等妨害诉讼的现象;另一方面,证据展示制度要求有发达的律师制度相配合,没有律师或其他辩护人参与的案件是无法进行证据展示的。必须承认,我国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刑事被告人因为经济或其它原因没有聘请律师辩护,甚至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比例在一些地区还呈下降趋势,因此,要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得到有效的发挥,必须健全我国的律师制度,特别是律师援助制度,使任何被指控触犯刑法的人都能够在无法聘请律师的情况下获得指定律师的帮助。如此,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才能在实践中得到顺畅的运转和充分的发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条文中。

3、建立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美国新泽西州前首席大法官万得毕尔特(Vanderbilt)曾指出“证据展示制度的另一个后果是,获悉控诉方全部证人姓名的被告人会对他们实施贿赂或者恐吓,以诱迫其提供伪证或者拒绝出庭作证。另外,许多证人在审判前了解到被告人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后,不再愿意提供任何有关犯罪事实的信息。”在我国,证人的风险除此之外,还可能来自于官方机构的侵害,侵害的方式通常是发动拘留、逮捕、羁押、起诉等刑事追诉行为。因此,在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同时,应当建立起较完善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1]石卫民、龙宗智:《庭前证据开示问题》,《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陈瑞华:《英美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比较》,《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

[3]李学军:《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2月版。

[4]卞建林:《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赵兰娣、王宗光:《试论刑事诉讼中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4卷第1期。

[6]孙长永:《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诉讼法论从》,1999年第3卷。

 

 

责任编辑:李才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