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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法官职业化
作者:冯伟  发布时间:2008-06-25 13:09:40 打印 字号: | |
  一、引 言

  在现代社会中,法官的司法活动不仅需要在依循自由价值与民主精神的前提下,合理地整合多元的利益与价值,把握好依法审判与自由裁量的分寸,在确保法律安全性的同时,又能通过点点滴滴个案中的创造性活动,发展法律。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利益的多元化,社会关系调整中的专业化以及社会劳动分工的细化,除非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的法律家,常人是难以具备司法所要求的特殊的技术理性的。因此,法官职业化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背景之下, 历代统治者都奉行以“礼”治天下,主张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礼,而不是法。司法不被看作保持或恢复社会和谐的正常手段。并且法的首要价值不是对自由与权利的捍卫,而是树立国家威权与维系统治的工具,甚至是富国强兵的手段而非目的(如商鞅变法等等)。反映在司法制度上,集中表现为司法机关与司法者的附属性上,缺乏独立的品质与精神,不能形成职业化的司法阶层。

  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进,这种传统的司法观念受到了强大的冲击。现代市场交易需要公平的规则以及公正适用规则的独立的司法机构与司法者。在这一背景之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司法改革风生水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西方法律传统中移植司法观念与原则,并逐步将这种原则与观念由认识层面上升为理念层面,如司法专业化、法官精英化、司法独立、司法中立等等。这是与传统司法文化相迥异的一种司法理念,标示着中国司法改革的风向与前景。

  二、职业化背景中的现代司法理念

  2002年最高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的提出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以现代司法理念为背景,涉及到司法独立、司法程序化、法官养成机制等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革。但改革是一个制度逐步培育生长的过程,司法实务界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力图在现行体制之下寻求理念与制度更新的支撑点。现在,这一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而迅速提升。尽管如此,从宏观上来说,法官职业化的理念在实践中仍不时地面临着分割与妥协,而这种妥协有时甚至丧失了其原有的基本品质。透过喧嚣的表层,深入到司法机关与司法权运作模式的里层,我们却发现传统的司法理念依然在司法权的实际运作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

  现代司法理念,是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上的实践理性,是现代司法制度在构建和设计中的内在的指导思想、原则与哲学基础,也是一系列价值选择的结果。就源头上来说,我们现在所主张的现代司法理念来源于西方法律文化,包括早期的古希腊与古罗马传统文化。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理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司法独立是社会分工增加和社会生活复杂化的产物。同时从法理上来说,它又是司法公正的自然要求。一个独立的不受外界干预的法院与法官,更可能作出公正的裁判。而在一个存在外界干预和影响的环境下工作的法官,是否受到不当影响,应子排除的因素很难确定,而无数经验事实表明不当司法极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因此,实际裁判上的不公正,与人们感觉上的不公正是司法不独立的当然后果。独立行使司法权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社会的强烈要求,是制度产生的初始要求,也是司法权的独有品质所决定的。

  司法独立是防止滥用与专断的必然选择。独立本身可以避免权力一体行使所带来的专断弊端,也可以消除其他的国家权力对司法的干预,保证司法功能特别是其现代功能——权力制约的有效实现。当然,从制度上来说,司法独立实际上是在绝对主义国家兴起的时侯出现的一种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权力不断下放,在这个过程中,中央的权威和能力越来越受到地方的制约。因而,司法改革在以司法公正为目标的同时,应当通过司法非地方化的过程,通过司法独立性的加强来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司法独立不仅是法院的独立,同时也是法官的独立。马克思说:“法官除了法律之外,别无上司”。而司法独立性的确立,不仅仅是理念上的,更需要制度上的回应,包括司法权的非行政化、非地方化;法官职业地位的保障,法官职业道德准则的构建与坚持等。

  除司法独立之外,现代司法理念还包括司法中立、程序正义、权利至上等等。司法中立是指司法机关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居中加以解决。它既不作为纠纷任何一方当事人的组成部分,也不主动介入纠纷之中。司法中立为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公正精神奠定了基础。

  现代司法理念区别于传统司法理念的另一主要特性之一就是对司法程序的认识。传统司法模式下,司法程序不过是一种工具,但现代实践却证明程序制度具有独立价值,公正的程序就如一块海绵,可以吸收不满,将最有力的拳头化解。对于当事人的诉求,不论有理无理,程序能使之得到满意的宣泄。最后的产品可能对其不利,但公正的程序让当事人把陈述的诉情和理由都表达出来。因而,有人说程序是正义的生产线。当然,程序要真正成为主义的生产线,还必须确保它的正当性。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的法官,也即裁判者不能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行使决定权或裁判权,裁判者应当是公正无私的。换句话说,如果裁判者能对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作出裁决,那么对其他不是裁判者的当事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因而必须被禁止;裁判者应给予当事人申辩的机会,如果当事人对裁判没有发言权,那么就意味着这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正的。

  西方法治发展的历程表明:走向宪政的过程,就是公民权利不断增进的过程。英国从封建专制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当中,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是权利法案的颁布。列宁说:法律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现代司法机关作为民主与自由的产物,在捍卫公民权利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司法机关通过适用法律,不仅给公民的权利以实体上的保护,而且赋予了程序上的保障。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云:“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权利是司法的价值之一,因此在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树立权利至上的现代司法理念。

  ——无论是在理论的构建与实践的运行中,我们都需要这些成熟的思考与共识,来对现代司法理念进行准确的注释。这样,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努力才会目标明确,才不会茫然而行。

  三、现代司法理念中的法官职业化

  基于上述现代司法理念,我们可以说法官职业化的提出,在中国司法史上开了先河。因为我国的职业向来是界限模糊的,在这种传统之下,提出职业化的概念具有现代化的意识。因为现代化有一个指标,就是专业化分工要清晰,职业训练要严格。这样才是一个专业的社会、现代的社会。职业化意味着以专门从事某类工作为业的人们形成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生活方式以及专门的思维模式的趋势。法官职业化则意味着以专门解决社会纠纷和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为其工作的法官所形成的独特的专门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专门思维模式的发展趋势。

  然而,法官职业化不是由法官的官方地位决定的,而是由法官工作的性质决定的。首先,其行使的权力重大独特。法官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分辨曲直,扬善除恶,保障人权,制约强权,其责任重大。 因此,必须由具有较高素质的职业人员来行使。其次,作用和功能特殊。法官审理的案件是一般人无法自行解决的较为复杂和严重的问题。他们是社会冲突的最后防卫者、治疗社会弊病的医生、解决社会矛盾的裁判者。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为社会普遍信赖的有效的司法机构是一个社会的减压阀,它对于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良性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独特的素质要求知识结构。能力、经验、深厚的法律知识功底和丰富的司法经验,需要有高度的道德人品素,司法工作需要独特的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

  法官职业化不等同于法官专业化,而专业化却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条件。法官专业化就是裁判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分离,法官应当集中于思考,运用其智慧围绕裁判来工作,而事务性工作则由其他人员完成。

  从现代司法理念的角度来看,法官职业化作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的提出(另外两个核心问题是法院内部管理上的非行政化,法院外部关系上的非地方化),这涉及到了司法独立这一现代司法理念的三个层面:一是法官独立问题,即裁判独立和身份保障;二是法院内部的独立,用尊重司法权的品质而不是用行政化的模式构建法院内部关系;三是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外部关系上的独立问题。

  法官职业化也是现代法律职业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法律职业理论又是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总结和概括法治发达国家职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出发,系统地揭示了法律职业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联系。按照法律职业理论的阐述,在现代法治社会,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职业是一类必须具备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这种品质植根于一代代法律人的努力而积淀的职业传统,并经过长期的法律学习、法律训练和法律实践而悟得。这种特殊品质包括职业能力、职业精神、职业自治和职业声望。职业能力是指法官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力量源泉;职业精神是指法律职业者须致力于社会福祉,以自己掌握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职业自治是指法律职业者须拥有各种重要的自主、自律的手段,实行不同程度的自我管理;职业声望是法律职业者须为社会所尊重,享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于职业能力使法律职业拥有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职业精神使法律职业具有高尚情操,而职业能力和职业精神的结合,又使法律职业在社会中享有令人羡慕的自治“特权”,进而赢得社会其他成员所尊崇的崇高职业声望。

  正是基于法官所享有的尊崇与职业声望,在很多国家,类似于我国基层法院处理的事项基本上不用援引规则,也没有上诉程序,而且马上生效。

  因此,法官职业化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现在法官不同于其他国家公务员的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具体的标准是,职业准入、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保障和职业监督。

  在司法独立与法官职业化的背景下,法官的职业道德是基于法官同质化而产生的。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做到实体与程序的公正并通过其本身的言行体现出来,避免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法官应当平等地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这是程序公正的要求。诉讼中法官的言语与行为同样是程序的组成部分,因而不得对一方或双方当事人表现出任何歧视,并且其有义务制止法庭上他人的歧视性言行。法官应当保持中立,不得事先通过言语表情或者行为流露自己对裁判结果的观点或者态度。同时,法官也是国家良心的守护人,是公平与正义的输送者,其内心的信念基于现代司法理念而产生并在其职业生涯中历久弥坚,这是一种制度化背景下良心的制度化,这种良心上的制度化在司法与法官不能实现独立之情形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法官的职业道德不仅是理念的产物,更是制度的产物。

  然而,在符合上述要求之后,法官职业化形成的标志是理性的同质化的思维模式的真正形成。

  法律的现代化是一个法律秩序理性化的过程,而法官职业化是实现法律秩序理性化的必然选择。从司法的角度上看,理性化的法律秩序至少有两个基本标志。一是那些关注自我利益并具有理性的人们能够信赖法律,可以放心地按照法律的指引来安排和处理自己的事务,因为人们有理由相信,法律是确定的,如果有谁愿意以合作的态度对待法律并注意到法律的存在,那么,当他需要法律时,法律不会沉默,不会变动;二是他的理性判断力使他可以合理地假定,在司法过程中,相同的行为会受到相同的对待,类似的案件会被类似处理,因而,行为是否合法成为一个直接影响成本与收益的常量,它不是一个可以受各种偶然性因素左右的变量。

  显然,理性化的法律秩序也就是借助于法律中的制度理性来诱导个人的理性选择能力所形成的秩序,因为一个人的理性经验会告诉他,法律常常并不是一种恒定的因素和决定性的力量,对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而言,忽略法律存在可能比服从法律的指引更加有效。法官职业化的核心价值在于,法官职业群体形成一种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同质化职业共同思维方式,从而通过同质化的司法决策使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形成上述确信。

  法官同质化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合法性思考,它的特点是以合法性当作评价是非,决定取舍的前提,对政治、经济、道德等因素的考虑必须限制在合法性空间之内,从而排除司法机关废法裁判的可能性,并由此也排除了一切人和机构违法行事的可能性,除非他甘愿为此支付相应的代价。这样法律的恒定性就能通过司法决策的可预计性和可依赖性展示给公众,就可以形成公众对法律和司法的普遍确信。

  同质化形成又与程序正义理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只有在尊重程序、树立程序优先的理念下,法官才会形成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看待事件,裁判案件,尊重与关注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实体问题进行准确的推理与演绎,并伴以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法律及生活经验的积累,才会最终形成具有同质化的法官职业群体。

  当然,哪怕在法治状态下,这种同质化的坚持有时也会面临压力。在利益多元化与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情况下,忠实地执行法律也时常会引发强大的社会压力,但法律应当保证法官作出不受欢迎的判决(民主不一定与理性相联,而司法正是理性的象征),在制度安排上,不应由法官个人来承担社会压力,而应由整个法官群体和整个制度来回应和化解。

  因此,法官职业化需要对应的制度设计与制度的保障。法官也是社会制度的产品。社会所付出的政治、经济与制度成本,从宏观上来说与所生成的产品的质量总是成正比的。司法独立与法官职业化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制约政府权力避免专制,它同时也是对民众的一种制约,它让人民表达自己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但必定要遵守法律程序,到法庭上来控告政府。这时,独立的司法就成为人民通过程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平息心中的怨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独立的法官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 司法独立是法官职业现代化的核心,也是法官职业化的关键。从外部关系上来说,法院法官应该被当作一个独特的职业系统,以保障法官理性裁判从而实现司法过程与结论的正当性;当然这种正当性的建立也有赖于法官的内部独立,也就是说法官之间互不隶属,独立作出裁判。法官不能科层化,科层化将使法官宁愿忠诚于法官而不是忠诚于法律。

  现代司法纵然是民主的产物,但独立的司法与民主本身并不等同。因为专业化的本身就使民众对于法律有了距离。对照古希腊的民主司法模式,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职业化大多并非纯粹民主的逻辑,司法权在更多场合下是平衡由民主产生的国家权力的一种专业化权力。传统的民主奉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发展到当代,司法却承担着保护少数的责任,比如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从宏观上来说,司法固然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但在个案中更注重的是对个体权益的维护。从此种意义上来说,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化的确存在着矛盾。而现代司法最终选择了法官的职业化则是制度的理性选择,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反映。

  四、结  语

  法官职业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它需要现代司法理念作为其精神的支撑,然而,理念的变革反过来又是需要制度的变革作为注脚与回应的,要将现代的法官职业化理念植入人心,离不开司法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官职业化的实现,既是理念上的,更是实践意义上的。
责任编辑:冯伟